留在车里。到了8点多,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登车时,他们已经做好狙击的准备。不料两人又从车上下来。特务们以为自己的行动败露,正欲冲入相搏,没想到他们只是换了一台有司机的车子。等到车子开到中研院大门口,等待了许久的特务们便靠近车身,四支shouqiang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杏佛听到枪声,立刻知道这是冲他而来。生死关头,他扑到儿子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替儿子挡去了子弹。丧心病狂的特务们连开了十几枪,将手无寸铁的杨杏佛和司机打死。而杨小佛在父亲的保护下,仅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
听到枪声后,正在附近的法巡逻队赶到。几个杀手匆忙上车逃跑。而过得诚因为紧张,跑错了方向,而误了逃跑的最佳时机。赵理君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法租界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机密,立刻向他开了一枪,便开车逃遁。可是这一枪打偏了,过得诚只是腿部受伤,更无反抗的能力。过得诚愚忠思想作祟,他又自己朝自己开了两枪。子弹从胸侧穿过,他倒在了血泊中,被赶到的巡逻队送入了医院。
谋杀杨杏佛成功的消息传到戴笠那里,他还顾不得高兴,而是更加地惶恐紧张。他很担心过得诚会泄露出ansha的内幕。于是又辗转派人打探。
次日,报上登出消息,称谋杀杨杏佛的凶犯“已醒转,自称高德臣,山东人,来沪访友……”全篇只字未提真实情况。可是戴笠依然大怒,因为蒋介石要是兴师问罪下来,他还是要负责任。他立刻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当探长的军统特务范广珍,要他带上一包毒药去向过得诚“慰问”。当天晚上,过得诚便因为“伤重不治”死在了医院。
杨杏佛去世后,社会各界群情激昂,举行了一系列悼念活动。而鲁迅也写下了传诵一时的悼诗《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和绝妙讽刺的是戴笠对过得诚之死又假仁假义地表现悲痛。不仅赠其家属大笔的抚恤金,而且把他作为特务学习的榜样,大肆宣传。在重庆修建中美所时,他特意将其中一条马路命名为“过得诚路”,表彰其“舍身取义”的伟大精神,对其他特务进行毒化教育和精神灌输。
纸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等人的谎经不起推敲,不攻自破。声讨蒋介石独裁统治和暴力迫害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宋庆龄等民主斗士也走上了抗争的道路。全国发行量最大、也是读者最多的《申报》连篇累牍发表的报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泪水和愤慨,而在此时更是掀起了又一阵的舆论批判狂潮。在这样内外交迫的压力之下,蒋介石没有收手,而是做出了更残忍的决定:派戴笠进行新的an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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